他是一个活在元朝的好干部：有着一身好骨头，对人民有着不可磨灭的情感，死心塌地为人民服务，直到卒于任上……现在比喻仍可以这样打，心里却很有些酸楚的潮涌。 用一句最通俗的套语来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评价对于他，再恰当不过。不过，我更愿意把这种品德叫做善良，而我一直相信：人要好看，只有善良才是良方，相信一直善良下去的人就能接近幸福。 可是从我们的童年开始、十余载的求学路上，我们对他又了解多少呢？ 不用怀疑，“张、养、浩”这三个字的确在课本里出现过。没记错的话，我那时应该是在高中课本(可惜啊，我们的童年被错过了，被最美好的德行教育给错过，直到几乎18岁)的阅读课文部分，看到的这支雄健的曲子：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 人事渐长，现在的我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往往比浪漫主义具有更深层次上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既牵挂还有所安放的力量——浪漫主义一旦浪漫不好就成了脂粉的浅薄，变成张牙舞爪，热情也变成了燥热。所以说，浪漫主义很难浪漫好，也所以，我们而今见的多是俗香满天也就不足为怪了。 宦海浮沉，他哪有时间去做一个专业作家呢？直到辞官归田。他流传下来的一百六十多首散曲多是在隐居的八九年间所作，轻松的心情跃然纸上：“中年才过便休官，合共神仙一样看”。 就这样，他十分满意自己既被动又情愿的选择，散曲中常写自己与鸥鹭为伍、与云山为友，法喜充满，六时吉祥，了无挂碍，深味与万物同一的大快乐。此刻，他的理想只是头顶草帽、握一把锄，远离尘嚣去过田园生活，以远祸全身，看暮色下的飞鸟，听听它们的好嗓子坏嗓子，也许还可以看见赶着羊群的孩子吹着短笛回家，然后，漫笔偶成，让自己散淡的曲子给花朵染一染香气。窗内窗外两重天……多好啊。这是他在最后一次出仕赈灾之前的真实想法，也好像，这一次的选择几乎就是一辈子，可以这么十年、几十年、一百年地过下去了。 然而，也正是由于他归隐理想的坚定，我们才更加钦敬和心疼他一生中倾命复出的咯血绝唱。那时，他刚刚六十岁——那本应是他颐养晚年的开端。 急流勇退的他在闲居家乡的八年时间里，朝廷多次召他出山，许以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都坚辞不往，前后有七次之多。他已下定决心要“泯迹于民，甘老云庄”了。 然而，事有意外：泰定至天历年间，陕西大旱，饥饿的老百姓人吃人，朝廷征召他任陕西行台中丞，专司赈灾事宜。 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复出。 接到任命后，他散尽家财，登上车子向陕西进发，碰到饥饿的灾民就分送自己的粮食，赈济他们；看到饿死的灾民就赐以棺木，埋葬他们；听到民间有人为了奉养母亲而杀死自己儿子的事，为此大哭了一场，并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救济了这户人家……他到任整整4个月未曾回家食宿，白天赈济灾民，晚上便筹商赈灾计划，终日不休……他像信仰一种宗教一样爱着他们，恒久、默默地用心，从来不是冲动和作秀。无论如何都要爱啊，什么时候，多大的年龄，只有爱，才能让生命高贵和富有光辉。 他救活的灾民不计其数，而他却在任所病逝了。当地百姓听到噩耗，无不失声痛哭。朝廷也追封他为演国公，谥文忠，令他的次子张引袭其官，扶柩归葬家乡，还建了祠堂———初名“张公祠”，为纪念他曾七聘而后起，后改名为“七聘堂”。到现在，那祠堂还在，年节时还有香火，以及鲜花果品……他那个人是不死的。 纵然我们不记得他的人了，不记得他的成就；纵然我们可以忘了自己的姓名，忘了我们的职责、道义，忘了“羞愧”二字怎么写，也忘不了他在搏命复出、把牺牲当成最好的死(或者最好的生)的路上写下的、著名的、最后的曲子的结尾句——“百姓苦！”那斩钉截铁的预告断言以及隆隆千里的雷霆震怒。
警方说，113名遇难者遗体停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太平间，228人仍然下落不明。
□杨耕身(媒体人)
【喀麦隆总理将访华】
据悉，这也是炎陵县引进的第一个百亿旅游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