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这样的路，往前走上100多米，就来到了十一中学分校的门口。“你看，这两个小吃店去年刚被拆，今年又建起来了，比去年还大，占的人行便道更多。”林先生指着路东两家小吃店告诉。小吃店与工地的活动板房类似，屋顶用崭新的彩钢板覆盖，当街扔了个煤气罐用来做饭，屋子就端端正正盖在了人行便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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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民冯先生拨打本报反映，振华小区内不仅绿化带变成了菜园子，而且乱搭乱建现象严重，更有甚者有的市民还在小区楼前养鸡养鸭，严重影响了小区的绿化环境。 昨日，在枣庄振华小区看到，几乎每栋楼前用有高两米左右的铁栅栏围成的小院子，栅栏内的空地上都种有青菜，菠菜、大葱、苔菜 一应俱全，俨然成了居民家里的菜园子。小区内的绿化带也就只剩下道路两旁的冬青了。在小区采访了该小区居民赵女士，当问及小区内的绿化带什么时候变成菜园子的时候，她说，“我也不知道，很早就这样子了，也就是这个小区刚建好的时候有绿化带，由于没有物业管理，这里的绿化也就没有专门的人员护理。有些草坪花草死了 之后，居民就在绿化带内种菜，时间久了，大家互相效仿，也就形成了现在这样‘处处见菜园子’的景象了。” 在现场还看到，小区内到处搭有鸡窝，8号楼后栅栏内的两只大红公鸡悠闲地啄食，12号楼前的窝棚内养着数只家禽，由于窝棚搭得比较严实，没有看清其内养的家禽种类。小区内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女士告诉，“种菜顶多是破坏了绿化带，可养鸡养鸭就讲不通了。这又不是农村，住宅密度小。这在小区里不仅影响了环境卫生，而且半夜鸡打鸣的声音很是影响我们休息。我和我先生白天上班累了一天，有时还要上夜班，晚上就想睡个好觉休息一下，但他们养的这些鸡三更叫唤、五更打鸣的，很是吵人。到了夏天，鸡屎味 也受不了。” 看到，小区内的道路两旁停着不少私家车。10号楼前，不仅用铁栅栏围起了院子，还在院子内搭建了平房。附近居民告诉，这是他们家的车库，由于该小区比较老，当初没有建车库，也没有划定停车位，所以有些居民就自己建起了车库。当问及私建平房的问题时，该小区的某些居民未作回应。
去年在人群中大规模流行的 甲型H1N1 流感病*,和此次发现的 欧洲类禽H1N1猪流感 是完全不同的病*株。 省疾控中心主任汪华介绍说，去年在人之间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病*，被称为 猪流感 ，这是因为这种病*和存在于猪体内的H1N1病*类似，经过变异通过人传播。从2006年开始，国内猪流感的病*株已经被禽H1N1病*代替，病*基因物质来自禽类，对人类没有攻击力。此次发现人类感染欧洲类禽H1N1猪流感病*，为偶发事件，全世界之前只有5例。至于它今后会怎样发展，目前尚在密切观察。
29日，在南京市第五场“向人民汇报”述职评议现场，媒体观察员反映了一个由于人社部门员工失误而导致南京一市民来回奔波处理，期间还受到不少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推诿的事件，南京市人社局*组成员钱国荣现场表示，对于推诿的工作人员，要与其年底季度奖金的发放挂钩，如果查实由于工作失误导致百姓来回奔波产生的费用，直接者应该进行合理的补偿。(10月29日《中国》)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类似无奈的经历：明明是公职人员的工作失误，可对这种失误的纠正还要靠“受害人”的四处奔波，需要跑不少趟冤枉路、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解决问题，期间遭遇的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让很多人有深深的切肤之痛，而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在几经周折之后，公职人员的失误得以纠正，让事情再次回到没有失误的正常状态。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过错的是出现工作失误的公职人员，而作为“受害者”的当事人没有任何过错，让当事人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弥补公职人员的工作失误，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人犯错，我来买单”。一旦公职人员不需要因为自己的失误对“受害者”承担任何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对当事人有任何敬畏之心。 或许有人会说，一旦公职人员的工作失误被查实，他也是要承担的，比如轻则受到批评警告，重则受到降职处分。前段时间，北漂小伙回家乡办护照遭刁难的事情被焦点访谈曝光后，河北省公安厅迅速处分了涉事公职人员，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谁给人民群众找麻烦，我们就一定让他有麻烦”。这样严厉的问责制度，无疑是对公职人员转变工作作风的有力督促。 也要看到，这只涉及公职人员对上承担，却不涉及其对外承担。因为，这种追究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追究，靠的是来自领导命令的压力，而不是要对当事人负的压力。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旦公职人员出现工作失误，他既要承担内部的行*，又要承担外部的民事。而且，民事的赔偿，要优先于行*的处罚。 可以想象，如果所有的公职人员头顶上都有“失误就要赔偿”的紧箍，那么一个始终不负的公职人员的生活该多么悲催，估计他每个月的工资都要用来赔偿没有错误的当事人。在如影随形的赔偿压力之下，用不着上级领导整天耳提面命，公职人员就会主动自我加压。 在法治社会中，权责对等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有多大权力就要承担多大，公职人员由于自己的失误承担对“受害者”的赔偿，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上讲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惯常的制度规定应当比南京市人社局提出的“直接者应该进行合理的补偿”还要进一步，即出现工作失误的公职人员要对当事人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失承担赔偿。 当然，若要让“给公众找麻烦者就得承担赔偿”成为惯例，必须畅通“受害者”的救济渠道，让公众有切实可用的监督权。比如，在公职人员出现工作失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后，当事人的投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受理和解决；如果这样的途径受阻，当事人还可以很容易求助上级部门或人大代表对涉事单位进行问责；如果依然无法奏效，当事人还可以提起诉讼，让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为自己撑腰。总之，只有权利有救济，权力才能被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