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湖北老河口發生震驚教内外的間諜案，天主教老河口代牧區主教意大利傳教士費樂理（AlfonsoMariaCorradoFerrani）和神父黎鈞被控充當日本間諜。破获老河口間諜案是老河口歷史上光輝的集體記憶，各種打上民族主義烙印的破案傳奇流傳至今，似乎作為一種客觀歷史定格在人們的記憶裡。但這種單一的敘事遮蔽了許多歷史的真實，從法律和事實的角度而言，意籍主教等充當日本間諜是否成立尚有很大的疑問。但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真正充當日本間諜，而是何以當時中國朝野包括後來人大都並不懷疑其真實性；更弔詭的是，儘管各方大都強調“證據確鑿”，而國民*府最終卻不得不登報澄清查無實據，否認其間諜罪，傳教士得以獲釋並在老河口繼續傳教。這種種看似矛盾的歷史，只能放到當時特定的時空背景中去理解。因案件的終結並非基於徹底的事實調查和法律審判，當時中意官方也並未就此案徹查，間諜案是否成立尚難定論。因此，本文並不想糾纏於間諜案的“有”“無”之辨，而是在前人基礎上，試圖將老河口間諜案得以成案的*治社會語境、間諜案發生的經過及其公共敘事邏輯、各種不同力量在交涉中的抗爭與博弈呈現出來，以便更深入地認識戰時國內外權力格局和*治社會心態的複雜性。
“非我陣線，其心必異”：老河口間諜案爆發的*治社會語境老河口間諜案是二戰時期，中日戰爭背景下，中、意、日三邊關係變化的產物。年意大利侵佔埃塞俄比亞，中國對比日本侵華贊成制裁意大利，導致中意田園詩般的關係破裂。儘管中國並不想失去這個盟友，從年開始著手恢復雙邊關係，但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意大利於年11月先後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並承認偽滿，實行親日棄華*策，中國撤回駐意大使劉文島，致使中意關係進一步惡化。但直到年7月斷交，中意仍保持微妙的外交關係。這種關係格局為老河口間諜案的爆發提供了土壤，也決定了本案交涉的走向和最終的結局。
中意關係的惡化，導致中國朝野對意大利的態度急轉直下，這直接影響到意大利傳教士在中國的處境。除少數人外，意大利在華僑民幾乎全部是天主教傳教士，據年統計，其人數為人。而據年1月外交部《居留中國自由區德意兩國僑民人數及其職業教籍性別統計表》，其人數是人，遍布自由中國各個省份。儘管他們基本不參與*治，但抗戰初期中意兩國的關係格局，把他們推到一個尷尬的位置，湖北某意籍傳教士曾言：現時彼等所處地位“極為微妙”，常因涉*治事件而“益感繁劇”。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分布零散，且長居中國，熟悉中國情形，很容易引起中國官民的疑慮。誠如時人所言：“非我陣線，其心必異”。這種分明的陣線意識，很容易將在華意籍傳教士置於對立面。
早在年，就有報刊提醒國防建設中要提防德意間諜。而散居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成為一個現存的想像目標。年10月全面抗戰爆發不久，廣東連州意籍傳教士就曾向意大利駐廣州領事報告：當地民眾對其惡感日增，並散布謠言指責意大利助日參與中日戰事，擔心發生意外。意大利駐廣州領事不得不向廣東省*府求援，並表示對華竭誠和睦。廣東省*府訓令不得散布謠言，並要求切實保護。連州意籍傳教士的感受並非空穴來風，這是國際形勢變化在地方的一個縮影，而這並非個案。年初中央社記者劉尊祺與安徽寧國天主堂意籍司鐸孟類亞談話，對方言語支吾，刘即疑其为間諜。這種近乎捕風捉影的懷疑是在戰時特殊的氛圍下產生的，而將加害的可能來源歸結為敵人的朋友似乎是合理的邏輯。
因軍事關係，中國軍*當局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間諜恐懼遠較這種民間想像劇烈，特別是在軍事前沿區域。早在年10月，在軍事拉鋸區河北淶源，八路軍發現日偽佔領期間，當地天主堂意籍傳教士幫助日軍成立漢奸*府、籌集軍糧等，八路軍收復該地後，又在教堂藏匿漢奸維持會長並協助出城。事發後，八路軍僅嚴令該教堂交出所藏漢奸，並未強制搜查，但朱德據此致電蔣介石要求向意大利駐華使館抗議，並通令駐華意大利人、傳教士等不得再有上項不法行為。隨後軍委會何應欽致電外交部，請該部派員到意使館請求制止，但意使館強調使館及教廷駐華代表均曾命令各地意大利傳教士不得參與*治，所以其不至於偏袒日軍，且天主教皆反對日軍侵華，認為淶源意大利傳教士是本著人道主義原則給予處於危險的華人以規避之所。為避免糾紛，國民*府並未就此向意大利強硬交涉，此事不了了之，但引起中國最高當局和輿論的注意。
這種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通敵恐懼，很快在全國軍*當局中彌漫開來。年3月19日，廣東省主席吳鐵城呈報：韶關、連陽等處天主堂意籍神父四五人均有間諜嫌疑，並常對教友講中國聯共非計等，類似間諜行為實屬防不勝防，請求勸令出境。外交部以證據不足拒絕，強調不能以該言論類比為間諜行為，但要求嚴密防範，必要時可予以警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接到劉尊祺報告後，也擔心傳教士間諜活動妨礙軍事，於年2月7日電請蔣介石，讓外交部通知各國駐華大使通令一律護送戰區內傳教士到後方，以免為敵所用。畢竟身邊的意大利傳教士如暗通日軍，對軍事的危害巨大，此舉一勞永逸，但並不現實。不過這些頻繁的報告，促使蔣介石在年4月30日通電各戰區，命令各地由縣長對意籍傳教士切實調查並嚴密監視，斷絕其向敵方通報消息等可能，但在表面上應以保護為名，不可顯露形跡，致引糾紛。這表明最高當局也擔心意大利傳教士有不法行為，承認不管通敵是否屬實，也要將可能存在的危險降到最低，但須顧及邦交，避免予人口實，引起外交糾紛。
蔣介石的通令源於各地的頻繁報告，而其反過來也促使各省尤其是軍事前沿地帶加強了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防範和間諜想像。從年5月徐州淪陷到同年10月武漢陷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軍*機關都多次報告意大利傳教士的可疑之舉。年5月，軍委會通報了湖南省主席薛岳的報告，有兩位意大利傳教士在攸縣購產建堂，宣稱懸掛意大利國旗可免日機轟炸，並發放難民證，民眾紛紛加入。薛岳認為其有偽組織嫌疑，要求制止。外交部表示嚴密監視，但如未發現確鑿證據，難以強制處分。在河南成為軍事拉鋸區域後，也加強了對當地意大利傳教士的關注。年7月，軍委會收到密報，洛陽天主堂意籍神父為日寇諜報機關，借收容難童，訓練漢奸，正偵查中。軍委會借此通令各戰區，強調抗戰期中，極應注意外人行動，要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