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必刚》一书的第十七章节选，内容为上个世纪年春夏之际，在国民*府*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工作的*必刚少将，从重庆启程，经成都、宝鸡、兰州、武威、西安，到山西、河南等地视察的一部分，所见那个时代的西北平民生活及大灾之下难民的凄苦。回顾过往，我们国人能填饱肚子，吃食不缺到营养过剩、浪费无度，也就是这短短几十年的事情。庆幸我们能生活在繁荣、稳定的时期，但也不应忘记先辈们受过的苦、挨过的饿，铭记苦难的历史，愿我们的子孙后辈不将战乱、饥荒、人相食的历史重演。
十七、一路视察大西北灾荒惨绝所见闻
苏联*事顾问团从一九三八年夏起，工作到一九四三年底美国顾问来华为止，顾问团和援华抗日武器装备一样，分布在除八路*和新四*外的各战区及一些集团*中。苏联顾问们工作都非常积极认真，生活作风严肃不苟，对我国抗日战争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但遇到的困难不少，比如一些作战建议，往往不被重视，在日常膳宿招待及交通工具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多。为了了解这些情况，屈武曾去各战区视察过一次，时隔一年，国民*府*事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派我去北方各战区视察。
国民*府公务员的薪水，还是很单纯的，除了薪金之外，没有各类补贴，但是凡因公出差是有补助的，轿马舟车路费都是按实际报销，住宿、吃饭等开销有标准，一天多少钱，按实际天数算。公务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和委任等，其中特任一级，简任八级，荐任十二级，委任十六级，共计四等三十七级。特任官是“部”“会”“院”的委员长、部长等高层，每天大洋十八块，简任官是次长、秘书长、署长、局长等，大洋十二块，荐任包括科长、督学、县长等，一天八块，委任官是科员、书记官、秘书等，每天六块，一般雇员，每天两到四块大洋的差旅费或相应的铜元、纸币、法币。我当时是*事委员会委任出差，每天六块大洋的补助，此时国内物价已开始上涨，购买力下降，一趟下来吃、住、行花费，所剩无几。
这年春夏之交，我由重庆启程经成都到宝鸡去兰州、武威，然后往东过西安到佳县、洛阳、叶县、南阳、老河口等处，视察了第一、二、五、八战区，见到了各战区的司令长官和集团*司令如朱绍良、阎锡山、孙蔚如、汤恩伯、孙连仲、李宗仁等。
成渝铁路规划、修筑了好些年，终因各种因素停工，从重庆出来，沿着坑坑洼洼的成渝公路翻山越岭过丘陵，经资中、简阳等县，到了成都龙泉驿附近，地势方平整了些，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成都盆地气候温润，四季如春，稻畦飞鹭，林樾鸣鸠，田间水车自转不休，地头稻垛成丘，阡陌间俗称“鸡公车”的独轮车人货皆载，来往奔忙，周边有许多名胜古迹如武侯祠、望江楼、青城山、都江堰等。城墙中古朴的街道两旁多是青砖瓦舍、茶馆林立，石板路上人力车来来往往，老街边多是挑着扁担做买卖的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间或有耍刀弄棒、杂技卖艺的老少，提着鸟笼走下滑竿摆龙门、坐茶馆的闲人，一派声色享乐之地安逸的气象。因为是大后方，一大批机械、纺织、*工、冶金、化工、食品等工厂，学校、**机关、文化团体陆续转移来，使得工业体系逐渐完善、商业日益兴隆起来。人口急剧的增加使旧城拥挤不堪，*府在新南门外规划建设了“新村”，老南门外建设了“蓉村”，缓解住宅压力。四川的*阀部队为川*，民国初的二十多年间基本处于内部混战中，士兵一手步枪一手烟枪，战力和纪律非常差，被称为“杂牌*中的杂牌*”，但到了抗战时期，川*出川抗日，在屡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比如淞沪战场上，川*二十*二十六师四千多人打完仗后，仅剩六百多人，仍坚守阵地，灭倭寇无数，被称为铁血之师，为国人称道。
待成都事办完，我从成都双桂寺机场搭乘了一架可乘二十人的三引擎单翼飞机去宝鸡，这种飞机座位狭窄，舱内空间不大，人绑上保险带直直的挺坐在座位上。巨大地嗡嗡声中飞机起飞，或高或低穿行在白云之间，一路向北，窗外群山连绵，起伏跌宕，山头多覆盖着皑皑白雪，飞机很快降落在宝鸡城北陵塬上，到宝鸡后休整了两天。宝鸡县城在关中平原最西端，渭河穿城而过，不大的城市还算整端，行商坐贾、机关学校、戏台道观，散步其间，口音和关中差不多，民风也是老秦人的那种朴直敦厚，敬老念厚。周围大小纵横的沟壑中，多是土洞累累住人的窑洞。所谓窑洞，乃是黄土高原陕甘宁绥地区的人家傍塬或阪畔，取土凿洞以居，大小不等，省料耐用，冬暖夏凉，窑洞多不通风，后窑若饲有牲畜，其味可知。从这里西去可到天水、兰州，东去到西安、河南，海兰铁路（陇海铁路）三七年通到这里后，与东部省城的经济来往更加密切，往南至双石铺还铺设了运送*用物资的轻便铁路。这些年难民涌入使人口激增，也因沦陷区企业内迁，*府在*策、资金、劳动力等方面的支持，兴建起如宝鸡发电厂、洪顺机器厂、申新纱厂、大新面粉厂、宏文造纸厂、酒精厂、酿造厂、兵工厂、学校等，大小作坊发展起来，商业繁荣，城市里出现了耸立地烟囱，增加了成排的砖木房屋，街道上人来人往欣荣比之省城亦不逊色。
从宝鸡往北进甘肃界，沿西兰公路往西，就到西北*事交通中心的兰州，几年前，我在此待过一段时间，算是故地重游，兰州的回民比较多，盘踞这里多年的是马氏家族，马步芳、马继援就是回族人。兰州城高大的城墙呈不规则形，与西安方正的城墙有所不同，城墙内街道纵横，多是旧时泥墙瓦房，高耸出众地是清真寺的塔楼。出售饭食、贩卖货品的浮摊、店铺沿着灰扑扑的土街道星罗棋布。街边面摊案板上揉好的面团旁是冒着青烟的油锅，炸出金黄的馓子冒着热气。灰白色的拉面被扯来扯去，扔进白气蒸腾的大锅里，翻滚绽放。蹲在茶摊前的车夫端起一碗热茶，吹着喝着，一边盘算着吃什么省钱还顶饱。白帐密布的集市上有青海的藏人、口外的蒙人、满族的贵妇、黄袍的喇嘛、头缠白布的回回，各色人等来来往往。这里也时常遭受日寇轰炸，但好像不甚影响买卖，兰州地处丝路必经之道，东去晋陕、西通青疆、南往川藏、北走宁蒙绥，各路货物在此汇集又分散。城墙脚下奔流的黄河和五泉山、皋兰山的天然地形，形成自古兵家要地，咽喉要冲，古称“金城”，取固若金汤之意。由于地处西北，偏旱少雨，周边山上草木不生，显得光秃恓惶，横跨在黄河上的铁桥“中山桥”，和对面白塔山上古老的亭阁歇顶划代共存。这座具有现代气息的黄河铁桥材料是世纪初甘肃洋务总局从德国进口的，德籍工程人员历时三年，花费白银三十余万两建成。从此四季行人不绝，终结了黄河自古没有公路桥的历史，改写了“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门关”的民谣。站在桥上，三百余尺长，二十余尺宽的桥面铺着厚厚的木板，满载的骡车队、牵着骆驼的赶路人、缓步慢摇的牦牛队伍，压得桥面咯吱作响，还有一路的驼铃、叱喝、马蹄声，和着涛涛水声一路东去。在黄河滩边的农田中，地面多铺以小石子，名为砂田，石子取于河中，遍铺田中寸许，石下种瓜，无需施肥，所产甜瓜肥大甘美，为兰州特产。西北地区长期兵荒马乱，百姓生活贫苦，河边玩耍的幼童不分男女多不着寸缕，见生人躲避跑散，教育上落后，逐渐形成恶性循环，一般从事一些异常辛苦的劳作，牧驼人、马帮、背夫成为不错的谋生方式。这里的黄河水清澈甘冽，相比潼关的黄河，反而不像“黄”河，黄河边讨生活的百姓，穿着破烂的羊皮袍子，或是一身攒满形形色色补丁的布氅，摆弄着十多个鼓胀羊皮或牛皮捆成的筏子，顺河运输货物或往来的行路人。羊皮筏子与以前的浮桥是曾经渡黄河的主要工具，都受限于洪水、季节等自然因素。筏子是将整张褪毛后无破损的公山羊皮囫囵剥下，吹气使之膨胀，扎紧四肢与颈部，抹上油、盐和水曝晒至黄褐透明，数只或数十只捆于木框子下，公山羊的皮质经久耐用，最长可耐十数年，制成地筏子重量轻、吃水浅，浮泅于险滩遍布的河中很是实用，用牛皮炮制，手法上大同小异。春夏秋时节黄河水解，筏子载上货物一瞬远去，上有西宁之筏顺流而至，此处之筏浮河而下至靖远、银川、包头等地，以羊毛、驼绒、水烟、药材为大宗，半月至包头镇，价廉且比陆路的驼队、大车要快好几倍。卸下货物后筏子须拆散运回，或溯流而上，转运洋布、茶叶、糖、海菜、罐头等各色杂货，耗时月余，如此周而反复。亦有长五丈许宽二丈许之大筏，上设蓬座，可载客三十余，得免翻山越河，车轿颠簸之苦。
兰州的西北边是古称凉州的武威，历史上是河西走廊地区重要的边关雄镇，五年前我视察河西公路时，数次经过此地，武威有新城与旧城之分，仅隔一路。旧城为商事汇集所在，南街上是较大些的旅舍、饭店，东街两侧多是客栈、车马行、小食铺，接待沿旧驿道而来的驼队、骡马商人、旅客。黄昏时分，这条街就会热闹起来，赶脚的人纷纷走进简易的客栈，卸下挽具的骡马倒在松软的地上打起滚，一头头骆驼则安静地蹲在院子地上，一刻不停地动着嘴巴，仿佛在诉说旅途的艰辛。新城为马步青的私邸及骑五师师部屯兵练兵场所，私邸是一座西北难得一见的砖木结构两层小洋楼，外形别致，内部通铺木地板，雕花顶、水晶灯，站在里面与上海某高级洋房无异，其老家临夏还有一座传统风格宫殿式的庄园。马步青统治武威期间，其驻*走私*火、鸦片、抓壮丁、残杀红*西路*，也做过一些如在武威周边地区兴办中、小学，皆取名青云学校，修筑甘青公路、种植树木，医院、戏院，铺设电话、电灯等建设，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小王国来营造。
其时连年地震水灾、日寇轰炸，摧毁村镇城垣，苛捐杂赋繁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多流离失所，要么乞讨，要么去“人市”。整个民国时期，基本每个城市大街道上都有乞丐，大多是逃荒、逃难出来，为求活路而乞讨度命，也有家境殷实扮做乞丐为生或被乞丐头挟控的弱幼残乞。乞丐中有一种称为“叫街”的，当着路人面拿砖头、石头砸自己脑袋，拿刀划破自己的脸、胸、手臂，鲜血淋漓跪下乞讨；还有一种寒冬腊月专捡有钱人家门口去躺睡，有钱人怕死在自家门口太晦气，莫不出钱或食物打发走。“人市”也是自古有之，交换、买卖人口的集市，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或明或暗，越混乱、贫穷的地区越公开化，市上的孩童许多饿得浮肿，也有面黄肌瘦的青壮，还有自插草标、蓬头垢面的大、小姑娘，多衣不遮体。孩童饿得直不起头，席地坐卧，饥饿早已夺去哭的力气，时不时干嚎一阵，或惊恐万状的哀求：“太爷太奶行行好，把我领走吧...”；战战兢兢的小姑娘们多被买去做了奴婢、侍女或轻劳力或传宗接代，还有神气十足的老鸨，仔细检视一番，腿脚无毛病、身体无缺陷、相貌大方、口齿清楚者皆挑了去。有的地方天亮之前将人用口袋装上或苇席卷上，买主通过观、摸估摸年龄、老少后与卖主议价，这种形式价低，多凭碰运气，有的买回去是老太婆，有的买回年轻身壮的女子，彼时文人张恨水两次西行，后写下竹枝词，实则描述西北情形：
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看来一物还能卖，爬上墙头拆房梁。
一斗麦子两升麸，埋在墙根用土铺。曾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树皮剥尽洞西东，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武威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
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狼，人腿衔来满街拖。
平凉*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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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州一路东返，沿途衣衫褴褛的灾民多了起来，或三五成群，搀老携幼，蓬头垢面，或席地长泣，仰面悲号，口音以河南腔居多，都是苏、皖、豫、鲁等黄泛区出来逃难的，面目皆为疲惫、呆滞、无助之态。还有推着独轮车的，有拉着架子车的，有一个包袱就包着唯剩的家当的，期望找到一方落脚之地，填饱肚肠。遍野的灾民在搜集着能下咽的东西充饥，遗漏下的青草、野菜、草根及沿途的树皮成了最好的食料，甚至食雁屎、牛粪以延生。刺蓟、水稗草、益母草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是好食材，树皮晒干舂成细粉吃，饿绿眼的人直接抱树啃，一棵棵树被剥去外皮，光秃秃白惨惨地伫立在田野中。要是树木能消化，这光秃的木头也不会剩不下的，没有找到树皮就吃衣服、吃棉花、吃稻草，沿途屡见冻死、饿死、病死、中*之弃尸，这时的人命，就如同这遍地的杂草一样，一文不值。所谓黄泛区是三八年六月时，蒋介石*府不惜以水代兵欲阻挡日*西进、南下步伐，保住郑州、武汉、西安，炸开黄河花园口形成的豫、皖数省黄河泛滥区，泛滥的黄河水致使良田变成沼泽、沙滩，淹没村庄无数，淹死饿死百姓近百万，洪水过后昔日肥沃的土地板结龟裂，粮食无法种植，人祸加上天灾，百姓唯剩逃荒以保命了。
上溯到清朝中后期及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战争，瘟疫、饥饿和贫穷一直伴随着广大的劳苦大众。晚清时期惨名遗世的丁戊奇荒中（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至一八七八年间），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共计饿死一千余万人，尤其以山西、河南灾情最为严重，人命如草菅。西安碑林中有《荒岁歌》碑载：光绪三年，亢旱甚宽，山陕河南，惟韩尤艰。天降甘霖雨，先年八月间。直旱得泉枯，河瘦井底干。天色大变，人心不安。处处祷雨，人人呼天。诸物甚是贱，粮食大值钱。壮者饥饿逃外边，田苗枯槁人煞煎。直至七月间，土匪聚西川。十而百，百而千。锁子屯兵五角山，起手先从白马滩。本邑坐个王知县，那本是个良心官。不招乡勇惜民钱，谁料土匪扰南原。男女逃荒城堡寨，腹中受饿不安然。斗米钱五串，麦卖四串二。榆树皮茼根面，一觖还卖数十钱。大雁粪，难下咽，无奈只得蒙眼餐。山白土，称神面，人民吃死有万千。兄弟无粮难共患，夫妻无面结仇冤。老幼见面无所说，彼此只说饥饿言。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别人餐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路旁没人走，街头有女言。谁引我，紧相连，不用银子不用钱。儿叫娘，娘不言，半夜三更哭连天。谁人怜念，谁人挂牵，哭得*飞魄散大路旁。或死后，或死前，可怜身体不周全。六亲都不念，伤生就在眼目前。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煮锅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关。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各村皆有刁抢汉，即有粮食也不安。四乡争夺不胜算，大街抢物人难看。路有女流辈，不识东西南，随人奔走往外县。那时节，何论女和男......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赴山西赈灾日记上记录：
一月廿九日
碰见四具死尸，还有一个人用四肢在地上爬......碰见一场丧葬，一个母亲抱着一位十岁左右的男孩，整只送葬队只有她一个人，送葬也仅是把这个男孩扔进城墙外面的雪里......
一月三十日
在路边看到十四具死尸，其中一个死者只穿了一只袜子，看起来他的身子很轻，因为一只野狗正在拖拽他的身体......有两个妇女似乎被举行过葬礼，尽管葬礼只是把她们的脸反转到地面而已......其中一个人还算幸运，衣服没有被路人扒走......有一具尸体身上站满了尖叫的乌鸦和喜鹊，这个人成了群鸟的盛宴......
二月一日
半天中看到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妇女尸体......有一具在一个露天的棚子里，身上除了一条腰带，什么都没有......一具尸体泡在水里，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被野狗撕咬的血肉模糊......还有一具躺在路边的洞边，上半身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下半身已经快被野兽吃完......有个矿工虚弱地下不了炕，听说我给钱救济便跑到我面前，求我帮他埋葬两个哥哥......第一个是二十一天前去世的，他把这个哥哥塞进两个缸里，合上就算是安葬了。另一个只能扔在地上了。听他说，每家都有没下葬的死者...
二月二日
清晨我来到洪洞县城，看到了我所见的最恐怖的场景。城门一边堆着一堆一丝不挂的男尸，就像屠宰场里的猪似的。另一侧则是情形相同的女尸。他们的衣服都被扒光，送到当铺换钱买食物了。大车停在那里，准备把这些尸体运到两个巨大的坑里去。一个用来扔男尸，一个用来扔女尸。
......
一商人扛不住，赶车南去避灾，行至道中，闻车下“脆折有声，异于砂石”，挑帘望去，田野、道中遍布人骨，狂风大起，天中飞起“蓬松乱卷”，有团状，有条状，仔细看，是人的头发，团状是女发，条状是男发，人的尸体被乌鸦和狼群吃完，只剩下头发让风吹得满天飞。当年流传下来的《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歌》里这样唱到：东庄人，奔西庄，手拿刀剑；只恐怕，遇恶人，命不周全。四乡里，人吃人，不分亲眷；吃人肉，只吃的，红了眼圈。父吃子，子吃父，骨肉不念；兄吃弟，弟吃兄，夫妻相餐。在饥饿面前，什么礼义廉耻、文明教化，全都抛去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是一个野兽横行的世界。
几十年过去了，改了朝也换了代，但饥荒仍在这方古老的大地肆虐，丝毫不输以前，民国时期的一九二一年华北四省、二五年川、黔、湘、粤、赣五省、二八至三零年北方八省、三一年和三四年全国、三七年川甘、四一年广东、四二年中原、四三年又是广东、四五年东北及湘、豫、赣、鲁、浙、闽、晋、粤、皖、桂诸省、四六、四七年南方地区，都发生过少见的大饥荒，其他中、小规模的水灾、旱灾、地震、蝗灾、风灾、疫灾、雹灾、歉饥、霜雪之灾平均三年遭受一次，部分地区性中、小灾害尚未计，全国除去战争原因非正常死亡两亿人以上，受灾者不计其数。灾害到来，流亡逃荒，闯关东、走西口、走边外、下南洋，老百姓各自寻找活路，赤地千里不是什么罕闻，是实实在在发生在眼下的事情。灾荒中，很多地区闭户绝烟，道旁白骨成堆，能走动的都走了，小脚老妇、贫弱病残者或服*自尽或跳崖陈河或坐以待毙，活埋子女，甚至全家投井，说是人间地狱，形同末日，毫不夸张，灾荒一来，吃！成了唯一重要的事，除了粮食及能下肚的东西，其他任何东西没人稀罕，三四吊钱可以买合院一座，两个馒头可换得良田数亩，越往后田和房再无人问津，上好木器砸碎了才有人要，买回去用以生火。家中有亡故之人，无力埋葬，就躺在活人隔壁房间任其腐烂，瘟疫横行，鼠狼成灾，寡女幼男，动辄被袭。道旁不乏暴骨失肉之尸，或为饿红眼的饥民分食，或为膘肥体壮的野犬啃咬得狼藉，都是我亲眼见之。人在饿死前，大多已消耗完身上所有的脂肪，临死时身上只剩下皮肤包裹着骨头，只有大腿后还能残存一些肌肉，死后都被割了去或被野犬啃咬，野犬吃红了眼，见活人也会扑，狂犬病流行，许多地方人不敢独行，出门必持棍棒，灾后还要专门纠集青壮捕杀野犬、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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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饥荒、逃难、人食人的情况有天灾原因，加上*治上的腐败，战乱连年频发，朝廷和老百姓无力预防和对抗灾害，使灾害扩大化。其中还有一大原因，是源于清末开始，民间罂粟的大面积种植，罂粟所产生的烟土经济价值很高，种植成本是粮食的三倍，利润却是粮食的十倍之多，农人趋之若鹜，十亩地至少五亩种了罂粟，数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东北西北的土地上开遍了黄、橙、紫、红、粉...五颜六色艳丽的罂粟花朵，结满了摇头晃脑地罂粟果实，花朵和果实所产生的独特香气就会让人上瘾。在贪婪、野蛮的*阀控制的广大区域，扩充兵员、武装部队、保障给养都得有大洋支撑，而种植罂粟、贩卖烟土是最好最快的筹资方式，于是强制农民种罂粟以充*资，好土地都拿去种了罂粟，留下少量贫瘠的土地种粮食，所以稍微有些天灾，百姓没有多少存粮，官府、*队不仅不积极赈灾，还频繁收缴粮食，饥荒就会迅速扩大化，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必刚》编著者*兴富，全书36章，共计23万余字，详细记录了主人公近一个世纪（-）的生平，以及所经历过那个时代下的印记。以史为鉴，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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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