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州文书的发现与“再发现”
“徽州文书的再发现”，大大拓展了“徽学”研究乃至明清史研究的视域，多侧面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丰富内涵。
什么是徽州文书呢？简单地说，徽州文书是指保存在徽州当地，或者是由徽州人手写的文献史料。从内容上看，除了狭义的契约文书之外，还包含诉讼案卷、账册、书信、日记、杂抄等。现存的徽州文书，从南宋以来一直到年以后都有遗存，时间跨度前后长达七八百年，如果算上其他的徽州档案，时间更长达千年以上，所以通常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的说法。
徽州文书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主要保存在私人手中，还有的是保存于祠堂、文会等各类基层组织的管理者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文书档案逐渐散落出来。其中，最早引起世人
在中国大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稍后的*治运动，不少徽州文书因时过境迁而遭废弃，或化为纸浆，或用以制作鞭炮。这一点，逐渐引起了郑振铎先生的注意。郑振铎是位著名的藏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他就开始
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大概随着十年浩劫的发生而结束。此后，这批资料静静地躺在各大收藏机构里，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
在“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盐业、典当、钱庄、布业、木业、制墨、榨油和粮食业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商业文书。这些商业文书作为重要的经商知识或经验世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徽州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
在传统时代，徽州素有“十户人家九为商”的经商传统，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徽州人积累了丰富的经营文化，这主要体现在他们编纂的大批商业书和商人书中。这些商业书和商人书，记录了各类的商业知识，包括水陆路程、商品知识、市场信息、防盗防骗的技巧等等，记录了经商之道，包括经营技巧、经营思想、商业道德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在“无徽不成镇”的明清时代，徽州人在盐业、典当、钱庄、布业、木业、制墨、榨油和粮食业等各个行业，都留下了为数可观的商业文书。
以墨商为例，我们知道，徽墨是中国著名的文房四宝之一，徽墨既是实用的书写工具，又被当作艺术品，供文人把玩欣赏。与此同时，徽墨还被当作送礼的佳品，不仅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且还曾远销海外的日本、朝鲜等国。在明清时期，墨业的中心就是在徽州。最近十几年，我在皖南收集到大批徽州墨商的资料，都是极为珍稀的文书。其中的一些商业书，制订了墨业经营章程，对墨店业务、赢亏核算、商业规范，墨业中人的聘请、辞退、伙食和工资待遇，徽墨的原配料、制墨工艺、制墨设备，等等，都有极为详尽而严格的规定。以对学徒的规范为例：学徒进店，试用一个月，然后决定去留。如果不堪造就，就交还推荐人领回。如果学徒未做满三年，不愿意再学生意的，墨庄为这位学徒所付的费用，要由推荐者赔偿清楚后，再将学徒领回。在店期间，如有逃亡、病故，墨庄不负担任何责任。墨庄是由婺源詹氏所开，本家子弟前来务工，也照学徒惯例，三年毕业之后，按照个人能力不同支付相应的薪水。如果不听约束，游手好闲，一律开除出店。学徒白天必须勤快做事，晚上则应当操习书算（也就是练字和算术），不许随意外出游玩。凡是违反店规，如宿娼、*博、斗殴，或者在楼上吸食洋烟，等等，都要罚去月福（所谓月福，是指墨店中人在每月敬神求福之后共同享用祭品的权利）。对于不守规矩的学徒，除了罚去月福外，严重的还要被革退。此外，墨业文书还涉及各色人等的职责、操守、辛俸及待遇，甚至对岁时节俗三餐的饮食酒醴，每日作息以及每年休假方面的规定，都有相当详尽的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墨业中人的社会生活。这些，也让我们对于传统手工业、商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从墨业文书来看，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墨庄，都是家族性的企业。清代徽墨名乡——婺源虹关墨商家族文书中，有一份分家文书，其中提及湖北樊城的新、老店（在今襄阳一带），陕西店（在今陕西西安），河口店（在今湖北老河口市），汴梁店（在今河南开封）以及川内烟房（即四川的烟房），另外还提及与汉口、上海等地的生意。这份议单反映了家族商业的分工协作，他们将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的徽墨经销分成几个区域，由家族内的不同成员经销，各个分店之间，有比较严格的销售区域，不得越界经销，以免引发无序的竞争，自相残杀。
在虹关墨商家族文书中，还有一份“遗嘱”（也就是分家书），是由母亲詹阿余氏主持的三男一孙四股均分。这份分家书订立的时间是在道光二十五年（年），其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在分家时，墨店与烟房为公有财产，不列入分家的项目；墨店所存资本两，每年提供的家用银两是两，参与分家的4家，每家两；根据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墨店的经营是挑选能干诚实的人秉公管理；家族中人到店里务工，也与其他人一样，凭本事吃饭，没有才能以及游手好闲的亲戚，只能革退回家种田；每年盘点账目时，兄弟之间彼此监督，但不要相互猜忌。
从这些墨业文书来看，墨商的经营以家族的血缘为其基础，开设全国性的连锁店，有一整套管理家族企业的理念。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分家不分店”，这是传统商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营理念。因为中国是诸子均分制度，举个例子来说，分家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有八个儿子，财产就要分成八份，一个中小地主死了，这么一分，到他儿子这一辈每个人可能就成了小地主、富农或者中农，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往往就下降了不少。如果是店铺，资产这么一分，那商业的规模就会变得很小，在商海中的竞争力将会降低，甚至是难有作为。因此，在徽州，商人家庭在分家时，田产、房屋可以分割，但店铺是绝不能分的，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清代著名的胡开文墨庄阄书中就明确规定“分家不分店”，具体的做法是——每个儿子的利益，都以股份的方式在店铺中得到体现，也就是将店铺的资产分成多股，在儿孙中挑选一个人经营，其他人则以股份的形式，每年参与分红。这样，能够保证商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避免因分家而造成商业竞争力的丧失。此种经营理念，在当时应当比较普遍。
明清以来，由于有不少文人参与商业书的编纂，极大地提高了徽州商业书的质量。这些商业书，往往将儒家伦理与因果报应的观念融于一炉，将道德教化与职业规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作为制约商人行为的指南。从商业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徽州经营文化的精髓所在，固然与强烈的契约意识和商业道德规范息息相关，但诸多行当之所以成为家传之秘、子孙世业，显然又得益于详尽的行商规则和制作工艺的订立。对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这些商业文书作为重要的经商知识或经验世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徽州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三、徽州文书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
徽州文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对历史事件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还原。
除了研究徽商的经营文化之外，徽州文书还是认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史料。例如，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曾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题目是《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部书说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让全社会卷入的一桩割辫案，他以“叫*”为中心，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统治者如何“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该书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大陆非常走俏，学界是好评如潮。平心而论，这当然是部相当精彩的著作。不过，数年前在皖南偶然收集到的一些与“叫*”事件有关的徽州文书，促使我重新阅读《叫*》一书。其中的一份文书中除了一些符咒之外，第一句话就是“查雍正十三年治割辫符方”，这说明早在雍正时代，就已出现过割辫这样的叫*事件，而不是在乾隆时代才出现。孔飞力引用了硃批奏折中一首防范妖术的符咒：“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家顶桥梁。”便与上述的文书相近，只是字句略有不同。我以为，这份文书不仅是首度发现的一张“治割辫符方”的实物，而且它还表明，“叫*案”产生的年代应当早在乾隆时代以前，结合康熙年间的徽州文书和日记便可看出，割辫引发的危机，早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就已出现，并在整个清代都时隐时现。由于事件起始的年代不同，对于历史背景的诸多分析就应重新加以考虑。由此可见，徽州文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对历史事件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还原。
年，我意外发现徽商自传《我之小史》抄稿本两种。该书作者为晚清“末代秀才”詹鸣铎，出身于婺源木商世家，本人曾当过塾师，在县城开设过百货店，到过杭州、上海等地经商、游历，曾出入花街柳巷，进过新式学堂，并以乡绅的身份，参与晚清的地方自治，在家乡邻族间排忧解难，阅历颇为丰富。从体裁上看，这是一部章回体的自传小说，也是清末民国时期相当流行的“写实小说”，不过，由于当时的文人对于“写实小说”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实”就是要写真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构。所以，这部书中所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是詹鸣铎家世真实的自传。正因为这一点，该书成了目前所知徽州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自叙家世的小说，可作信史看待。全书内容近20万字，从晚清光绪九年（年）到年，逐年记录了一个徽商家庭的社会生活，极富价值。它的发现，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修正以往对于民间社会的一些固定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该书的发现、整理和利用，可以说是近年来民间文献发掘中最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一例子说明，徽州文书不仅只有以往人们所熟知的狭义的契约文书，它的种类实际上还相当之多，内涵亦极为丰富。
另外，徽州文书不仅是研究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是研究近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第一手资料。关于这一点，此处可以举两部日记为例。一部是《腾[誊]正日记》抄本，该书是一位汪姓女童在年前后书写的私塾作业。日记记录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发生在徽州的种种情事，如从苏州逃来的难民，国民**队进驻徽州，日*飞机轰炸宣城和徽州，等等。其中的11月22日条这样写道：“今天，我看见苏地来的难民，到我徽州不少。我说，很可怜，难民夜里睡的稻草被，一天三餐，也没有一餐饭，难民也是没有法子，但是见他们这样难苦，不由我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唉！……”在原本充溢着童趣的小本本里，陡然间增添了诸多的忧伤。难得的是，女童虽小，但透过她的记述，我们更可了解到这场战争对于徽州山区经济造成的破坏。从中可见，日本飞机对皖南的盘旋威胁以及野蛮轰炸，直接影响到徽州人的日常生活。当时，随着盐、典等传统商业的衰落，在皖南，依靠茶业为生的人日益增多。而日*的侵华，则使本已极度困难的民众生计雪上加霜。徽州女童的战时日记，正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严酷的历史事实。这些具体而微的个案，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反映了日*侵华对商业的破坏，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对于战争的恐惧。
另一部是年前后的《詹庆良本日记》，该书是年我在上海地摊上购得的私塾学生日记。日记作者詹庆良，生活于现在江西省婺源县古坦乡水岚村，这是徽、饶文化交错处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从日记稚嫩的笔触来看，这位十几岁的少年，深爱着山村的景色，对于读书的生活亦颇感自得。日记的文字不仅相当优美，而且，对于年前后徽州乡村社会的战争、灾荒以及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理变化等，都有极其生动的刻画，较大地丰富了大历史变局下的生活细节。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我第一次走访水岚村，在村口遇见的第一个人，竟然就是原本并没有想要找到的日记作者！昔日的英姿少年，如今已年近古稀的陇亩老农，时光的交错，令人感慨万千！年，我据此日记撰写、出版了《水岚村纪事：年》，对解放前后徽州文化的传承与流变，作了历时性的分析，藉以展现这片贫瘠而美丽的土地上的社会生活图景。在此前后，香港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安徽电视台等都以此为线索，先后拍摄过电视片、纪录片，主人公的命运遭际，据说曾感动过不少人……这位普通的山村少年，不经意间站在了“历史和地理的边缘”，以其鲜活的个人生命印证了历史的脉动和人生世态，提供了传统“历史”编年之外的一份民间记录，亦引发了人们对于知识与个人命运的诸多思考。
上述的这些小说、日记等，都是徽州人撰写的资料，亦属于广义的徽州文书，也是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生活史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见，徽州文书绝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故纸，历史学者可以透过看似枯燥、断续的文字，理解乡土中国的人事沧桑，认识传统时代的浮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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