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抗战末期，日本为摆脱对华作战的困境。采取了诸多措施。
政治上，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扶植汪精卫伪政权，维持其支援战争的态势。
经济上，制定《建立中国战时经济的对策》与《与中国物资统一调拨要领》，以保证军队自给自足，独立作战，以及对日本、“满洲国”提供援助为首要任务；将华北和华中两地铁路，交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管理，从年4月1日起实行军事管理，以确保大陆同日本内地的重要物资的运输。
芷江作战示意图
军事部署上，在华日军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军队仍保有一定的优势，甚至幻想再给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迫抽掉部队去参加“本土决战”及对苏作战的准备，兵力更显单薄。因而，虽然年采取了收缩防御，确保重点的战略，但在收缩的规模及地域方面却一直存在着争论与分歧。
收缩兵力首先从华南开始。这是因为日军判断在美军占领冲绳之后，可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无需要经过华南，“华南方面对本土防卫价值低”，遂将沿海战备重点放在华北、华中。4月，驻海南岛等地的日军撤到广州，驻广州的两个师团则北调南京附近。日本大本营不但希望放弃湖南，甚至准备自武汉附近撤兵，催促中国派遣军从速进行。
驻华日军对此极不情愿，为给中国军队最后的打击，以保证收缩过程中不致遭受中美空军轰炸，3月底至5月初，日军第12军和第20军分别对中美空军机场的所在地——老河口、芷江发动长途奔袭。第12军于4月8日占领了老河口，但作战中遇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抗击，损失颇重。第20军在芷江作战中，参战部队差一点被全部歼灭，伤亡达人。与此同时，第11军也曾有局部出击行动。然而，都不能挽救其必败的命运。
芷江机场
5月28日，日本大本营再次命令驻华日军尽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占领地区，将兵力集中于华北、华中，并做好将一个军调往东北的准备。6月4日，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亲自召集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等在大连开会，商讨作战事宜。会后，中国派遣军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1)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要域，在对苏联、中国策划持久战，并歼灭来攻沿海要域的美军，以使日本本土决战顺利进行。(2)对美战备重点，首先为华中三角地带，其次为山东半岛，但应注意识破敌对华中、华北登陆企图，力图及时将派遣军主战力集中于该地。(3)在万不得已时，也必须确保南京、北京、武汉等附近要域。”日军在全面战争濒于失败的前夕，不得不采取收缩策略，准备在苏联参战、美军登陆的情况下“行持久战”，策应其“本土决战”的实施。但是，由于战局突然急转直下，日军的战略根本没法实行。
芷江作战中的国军
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日军还加紧了争取与中国政府有条件“和平”的“谋略工作”。冈村宁次领导之下开辟了几条与重庆无线电联络线，并与何应钦间有使者来往。4月20日，日本确定了“对中国政治谋略”：“运用当前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加强实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和对延安的谋略工作，努力实现与重庆停战。”企图利用“谋略”来挽救其战场上的败局。但在与重庆的接触中，冈村宁次发现“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日方的“政治谋略”也告失败。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年版。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雷晓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