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一统的形成期，也是中国封建经济从全盛走向成熟的时期。而这时期的繁盛和大一统的局面，首先是由隋朝建立的。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之上，因而这种统一比以前更加巩固，更加提高了。这种统一的出现及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加速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黄河流域饮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唐宋经济文化的昌盛和市肆饮食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隋唐的统一是建立在多民族融合基础上的大统一，所以胡饮、胡姬酒肆与胡舞、胡乐一道成为中原一时之风。北方黄河流域的饮食文化进入了对异族饮食文化消化、吸收、融汇发展的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的发达，邮传的频繁，内地和边疆贸易的进展，中外贸易的发达和信使往来，兴起了一些规模较为庞大的城市。
一是京都，如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汴京（开封），辽的临潢府，西夏的兴庆府（宁夏银川市）、金的上京会宁府（黑龙江网城南），都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王城的外廓，都有繁盛的市场，如唐代的长安，省东、西二市，共有个行业，各行各业在市内分布集中，四面都有货栈、即店和酒康，供来往冬商存货、住宿和就餐；
二是边疆城市，如张家口、包头、库仑、玉门、张按、酒泉、敦煌，兰州、伊梨号鲁木齐等，这些城市，都由各自的腹地供应大量的饮食物资成与饮食有关的各类物质的集被地，是汉族地区的粮、盐、茶、海味、铜、铁炊具和银、瓷食器等与少数民族地区交换品、生。草、奶品和皮毛、药材、磨站、木耳、驼峰、熊掌等的基地。特别是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备表族的受流与融合，使唐米以来的市肆饮食风格有了更为多样化的丰富内涵。
唐诗人李白曾诗云：“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蹈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是市肆饮食风格的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服务项目的丰富化。又据杜估《通典》载：唐代兴起大批居营驿道食店，在以长安为中心的通向四方发达的驿道网上，沿路“皆有店肆，以供商旅”，且“东至宋汴，西到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馒丰溢”。由此可见，市肆饮食在社会饮食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现存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北宋开封商业繁荣情况的写照。从这些特征看，市肆饮食风格与先秦宫廷饮食及汉魏六朝之庄园饮食风格不同，且更具有流通性、开放性。这在谢枫的《食径》、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和段成式的《西阳杂姐》中多有表述。虽然隋唐的高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容，但还没有形成程式化的特征。
中国北方菜在黄河流域各民族饮食文化的相互交叉渗透中，仍在极自由地发展着。时至两宋，中国饮食文化在融合发展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在市肆生活中，中国食品地方风味化日趋明朗，“胡食”之名日减，代之而起的是南北之食称谓大倡。
陆游也曾有诗云：“南烹北撰妄相高，常笑纷纷儿女曹。未必鲈鱼笔孤菜，便胜羊酪荐樱桃”。这里陆游将鲈鱼、菱白与羊酪、樱桃分别视为南北风味的代表。《梦梁录》则进一步记载了南食、北食及川食在社会流通中平面展开，兼收并蓄交融发展的情景：“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菜分饭以备江南往来大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